非对称话语权滋养下的招标流氓语境

  翻开近期投标(或叫做方案比选)的标书，无论标底费是几万还是几十万人民币，所有的标书都写着几乎同样或者诸如此类的文字：“……招标单位有权在本项目建设中选用任何一个优秀方案，或采用任何优秀方案的部分用于实施方案中，而无须再向参选单位支付任何费用。”“……在招标单位支付给投标方规定的费用后，本次参加投标的各方案成果及相应的知识产权完全归建设方(招标方)所有……”“……商务报价(即设计费)和方案评选结果综合确定中标单位……”　　相近的文字很多，反映着现有设计市场权利向甲方市场倾斜的状态。市场交易双方不对等的地位使原本平等的设计交易演变成近乎公开的勒索，导致交换条件具有很多流氓倾向。

  设计收费标准本来有国家规定标准，很多设计招投标过程中却又加上设计费用的综合评价，使设计招投标质价混杂，建筑设计作为一种脑力劳动成果，其设计服务对象建筑又具有多重意义和多向度评价标准，价值本来就不易度量。而设计价格量化的参照反而成了决定性因素，这显然是招标方以强权姿态挤压设计费，换言之，是用野蛮的流氓性将商业规则中最基本的优质优价也践踏了。

招投标对设计资源过度的消耗

  主要通过方案竞赛而完成的设计招投标在近几年国内设计市场中表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不光建筑师们把个人职业生涯荣辱成败的“千钧”放在方案投标的“一发”上，作为建设项目的主体建设方也集体性地患上了投标依赖症，不惜时间和金钱进行多轮多家的方案比选，认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最佳方案。

  过度的设计竞赛使年轻建筑师忽略了设计、建造全过程的素质训练和经验积累，蜕变成概念设计师和造型师。而围绕方案竞赛所产生的大量的图文、模型制作的工作几乎消耗掉1/3甚至1/2以上方案设计周期，如此这般的无用功稀释掉了原本应细致展开的设计工作，这样的行为结果只有一个：效果图质量提升，建筑完成质量下降。

 对于专家评委的质疑

  《招标投标法》、《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常常使我们对招投标的公信度深信不疑。然而，在房地产项目上资本和金钱过多地操纵下，评委却很难保持真正的立场，在评审会上有了独立性的意见，也很难改变最终的结果。

  道理很简单：有些开发商不仅为项目买单，也为评委的出场费买单。即使是政府和公共事业投资的项目，表面上是由独立的招投标单位进行运作，为评委买单，而实际他们也要靠着行政主管领导的权力为他们买单，行政主管领导的意志依旧渗透在招投标的全过程中。这样的评审委员会立场的独立性自然要受到质疑。

  另外，评委观念的滞后性是评标结果水平低下症结所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性评标中尤显突出。中国目前建设规模巨大，造就了一批职业化评委。繁多的评审已基本上要成为他们日常的工作。当然也有少数评委拿评审权寻租的。评委的老龄化在每一个行业中都有此规律，可恰在中国建筑设计行业却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消极影响。

伪草根情节下的公正

  招投标制度最早产生于1782年的英国，主要是针对政府的采购行为。后来进入到设计行业，目的是要打破大师和大事务所的垄断，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颇有些象现今社会中的最时髦的海选行为，充满了草根情节，让所有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建筑师都可以拥有一夜成名的幻想。

  但中国式招投标制度却具有很强的伪草根性：表面上看每个建筑师个体可以通过不断地在一个个项目上的竞标成功达到事业上的成就乃至成为大师，然而前面的分析让我们发现在投标的具体操作中建筑师毫无话语权可言，为了中选甚至要揣摩业主的意图和评委的好恶，最终中选实施的方案其实也只是权力之下业主和评委个人判断标准的表达，即权贵意识的表达，哪里来的什么草根性。在90年代以前没有投标，到处都是委托任务的时代，中国的建筑师还不太会说话；现在会说话了，因为项目全是投标，却发现失去了话语权。历史给苦涩的中国建筑师幽了一默。

 对于中国式设计招投标的投降与逃脱

  面对日益流氓化的中国式招投标，建筑师的思想弱势地位也日益显著：设计任务的有限性和生存的必需性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投降，即放弃自身的独立性思考，放下批判的立场，转而选择了迎合，而这种迎合还不仅是蓄意与权利方的趋同，更有患得患失心态滋养下的揣摩和献媚。

  在大部分人用投降来换取生存的同时，也有极小一部分人选择了另外一种状态，逃脱。一批“试验建筑师”通过各种方式对现有的中国式投标制度形成了一次集体性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建筑实践并非通过常规意义上的中国式招投标而赢得设计权，他们的胜利表现在这些建筑已使他们在中国的建筑师群体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影响力，并为世界范围的建筑界所关注。

  自从出了“试验建筑师”这么一批少数人，吸引了大量眼球，成为境内外媒体的骄子，但是他们的建筑作品在市场中却始终被边缘化———在重要地段，国家重要的投资项目，在公众中有影响力的建筑上几乎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原因是这些重要项目需要进行中国式的招投标。